分类：文史论文 时间：2021-11-19 热度：498
【内容摘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次选择回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对其中劳动概念予以全面的批判继承，批判工作的展开锚定于主奴关系思想。这些批判曾产生诸多理论谜团：马克思对奴隶劳动抽象性一面的强调有意忽略了黑格尔劳动概念具体的物质性一面;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积极性一面的批判是为了突显黑格尔精神哲学背后隐藏的异化形式;1844年手稿刻意忽视了主人- 奴隶身份转换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恐惧，恐惧作为一种意识性情绪与真正现实中的各种异化形式相比已不足为患。对相关问题的澄清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得出理论批判的全貌，必然要回到黑格尔阐释主奴关系思想的原文本中寻求真相，从而全面评估黑格尔主奴关系思想中劳动概念对马克思的影响，在影响的辩证法与历史性中还原走出黑格尔进而超越黑格尔的马克思的本真面貌。
【关 键 词】《精神现象学》;主奴关系;劳动;辩证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中的主奴关系思想向后世显现的重要路径之一，是通过马克思的批判继承来实现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1844 年手稿)是马克思开始深刻探讨劳动概念的关键性文本，并主要受到黑格尔《现象学》一书及其中劳动概念、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倘若按照以往准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来理解黑格尔，可能会忽略黑格尔在特定语境中使用主奴关系思想相关范畴的含义，其中的概念、命题如果在黑格尔那里是“体式镜” 的三维体系，当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时，便将其投射到了一个二维平面，因而必须打破以往“以马解黑”的研究逻辑，回到黑格尔自己的而不是马克思或者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术语、语境中来阐明主奴关系思想在《现象学》中的立体式原貌，由此澄清马克思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受到黑格尔主奴关系思想的影响，又对其中的劳动概念予以怎样的批判和继承。
一、主奴关系思想的阐释及其理论谜团
整个《现象学》旨在从现象本身中达到它的自我本质，其出发点是经验的、自然意识的，而意识的经验过程，即自我意识的流动变迁，在主奴关系一节中得以充分体现。黑格尔具体分析道，自我意识和另一个自我意识通过生死斗争来决定谁为主人、谁是奴隶。生死斗争的自然性是必然的，是摆脱自然属性的必经之路，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在于它超越了死亡的自然属性，虽然其死亡意识是有否定性而无独立性的。奴隶留恋对生的渴望，停留在自然属性层面，沦为被动角色。主人在最初的生死斗争中获得胜利，却在奴隶的劳动中陷入困顿，奴隶越来越不受制于主人，在揭穿奴隶对主人的虚假性臣服基础上，黑格尔借伦理关系的发展提出，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解决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使得奴隶意识发展为真正的自我意识，真实、平等的相互承认才可达成。黑格尔在此引入了两个关键性要素——劳动、恐惧，奴隶将在恐惧和劳动中意识到内在思维从而获得自由。
劳动是欲望受限，奴隶与其说是主人的奴隶，不如说在劳动对象面前，奴隶是自身欲望的奴隶，它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人类理性自由的能力获得提高，在遇见人类普遍理性之前，劳动是人类必将经历的过程，自我意识在其中遭受自我意志的断裂。首先是恐惧，恐惧使奴隶意识到外在事物不再是自然状态下为满足欲望而存在的单纯的事物，它是异己性的存在，奴隶的自然性开始中断，蕴涵着自为存在、自我确证的可能，在恐惧的支配下，奴隶迫使自己返回自身，因而必须进行劳动。劳动使奴隶超越自然性，体现自身内在本质，主体能动性在奴隶身上确立，奴隶获得了自为存在与最初的自由。通过陶冶事物，劳动使主体在劳动对象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于作为欲望的自我意识来说也就获得了客观性和持久性，在意识劳动着的外在化过程中，意识进入到持久状态从而克服了纯粹否定的满足的消逝，奴隶借助劳动这一中介获得了真实的独立性。奴隶劳动是对象化过程，对象的形式是否定关系，在否定关系中对象的形式获得持久性，意识通过否定关系在劳动中外在化自身变成了劳动着的意识，对象的形式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所以，劳动着的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在劳动的否定性中自我意识直观自身，自我意识得以确立，这是奴隶意识上升为自我意识的内在过程。与恐惧相比，劳动显得更为重要，劳动使得奴隶意识自我瓦解，上升为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劳动是奴隶意识成为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写作 1844年手稿时，选择再一次回到黑格尔的研究中，聚焦点直指《现象学》，如果说这仅是某个研究阶段的巧合，显然不足为信。马克思指出《现象学》 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1] ，在这句类似箴言的话语下，马克思在“Ⅱ. 自我意识”部分写下这样的摘抄笔记：“(a) 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2] 其意图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里已然明确，这将是对黑格尔全部哲学内容最全面的一次总结和清算，包括对黑格尔给予高度评价。此标题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劳动的批判，如此说来，作为批判主题的劳动也正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意义所在。而有意思的地方是，当科耶夫、萨特、让·伊波利特等人极力宣称《现象学》的主奴关系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影响时，却发现在 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除了以做笔记的形式留下过“主人和奴隶” 的字样外，对主奴关系思想并未做过多分析，马克思将《现象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他指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虽然对其他三章有评析，但这些分析没有一个是以主奴关系思想为主题的。
首先，单纯从字面上考察马克思的文本，除了在 1844 年手稿中有过“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的字样外，当然这一部分更像是对《现象学》结构的摘录，马克思以浓重笔墨来探讨黑格尔主奴关系思想的地方是根本没有的，像后来科耶夫、马尔库塞那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 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等重要概念是发展了《现象学》主奴关系思想涉及的“劳动”部分，并诉诸本体论范畴的探讨，这种对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来源性的指认未免太过简单。
其次，在洛维特看来，在劳动问题上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E. 杜林曾做过浅显的尝试，德国哲学并没有那么留意从哲学的根基上探讨劳动的经济学内涵和涉及到的社会学问题。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对国民经济学研究尤其偏重，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对劳动的前因后果的阐述要比在《现象学》中的描述完备得多，但马克思在 1844 年手稿中却将对劳动的批判的关注点放在了《现象学》上，与《原理》相对比，为什么《现象学》成为被着重批判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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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种教条式观点认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对奴隶劳动的论述的影响，在理论上又超越了奴隶劳动的抽象性。这一断言源于 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段赞扬，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表达出三层意思：(1)否定性辩证法是推动和创造原则;(2)黑格尔的“对象化”是人的自我产生过程;(3)劳动的本质是产生人，人是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由此，这种教条式研究顺理成章地认定，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的劳动的抽象性，将精神性劳动转化为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劳动，否定性辩证法获得了现实的根基，不再只是针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这种解读隐含一种理论转化，即《现象学》的精神形态运动史变成了人的生成的历史，意识运动=人的发展。如此说来，黑格尔便不再是黑格尔了，他更像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这种理论对位是否成立?1844 年手稿的劳动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主奴关系思想中劳动概念的影响?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图景究竟有何不同、还有哪些理论细节有待挖掘?
二、马克思对主奴关系思想劳动概念的重构
在英国马克思学家克里斯托弗·阿瑟看来，科耶夫等人对主奴关系思想的准马克思主义式解读是过度的。但若细究黑格尔的写作意图，主奴关系思想成为解读的焦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黑格尔相对充分地考虑了劳动对人类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虽未多言“主人与奴隶”的相关问题，但他的确注意到劳动在主奴关系思想中的特殊性，只不过在对黑格尔进行全面评价的话语中， “主人与奴隶”的问题暂时被隐去了。
(一)对劳动抽象性的严格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在劳动问题上的洞见一开始是饱含赞扬之情的，但随后笔锋急转直下，他说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抽象的精神性的一面。第一个关键问题在此出现。
1. 克里斯托弗·阿瑟：解读的错位
奴隶劳动存在物质性向度，“陶冶事物”是奴隶的物质生产。马克思在 1844年手稿中就已指明黑格尔从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继承了劳动议题，并将其纳入哲学本体论视域。在此之前，马克思也对《法哲学原理》有过深刻的探讨，那里的劳动更为突出表明是一种物质性劳动，黑格尔直接指称劳动是加工自然界提供的物质的复杂过程，用以合乎目的。由此，马克思不可能忽视黑格尔劳动的物质性一面，那为何在 1844年手稿中却指责黑格尔只懂得精神性的劳动呢?
在阿瑟看来，这里存在错位，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抽象性的指责根本不是在奴隶的劳动中进行的[3] 。马克思有意强调在《现象学》的“绝对知识”部分中黑格尔给出了谜底——否定性的劳动，自我意识终将在自身中扬弃异化，宗教、国家、市民社会等都属于异化的范畴，在对立面的确定性中，通过否定过程，精神才能复归，这是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内容。马克思是在这个层面上表示，黑格尔所了解的只是抽象的精神性劳动，黑格尔对奴隶的物质性劳动的探讨并没有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
就此，阿瑟还指出，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对异化问题的洞悉上，以及劳动与自我实现两者密切关联的观点上表现出了一致性。首先，对于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且必然要经历异化阶段的观点，黑格尔和马克思从来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隐含的，是作为一种形式发生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象学》旨在说明“意识的经验科学”，它考察的历史是精神形态的变迁过程，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就是精神自我复归、自我确证的基本形式。异化被包含在黑格尔对劳动的论述当中，劳动构成了人类发展的本质，但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黑格尔无法洞察这种劳动实际上是阶级社会存在的一种劳动异化状态，因而马克思才说黑格尔的批判主义是徒有其表的，其实证主义带有虚假性。其次，马克思同黑格尔在劳动与自我实现密切联系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马克思还特别赞扬黑格尔将劳动看作人对自我实现的本质性确证。在黑格尔那里，真正推动自我意识进展的是劳动着的奴隶，质言之，辩证法的推进是由奴隶通过劳动完成的，借助恐惧，奴隶在劳动中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不断重新发现自己、返还自身，即使在主人和奴隶地位不对等的情形下，只要奴隶劳动，仍然能使他自己在陶冶事物的结果中实现自我确认。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也恰好出现在这里，在马克思看来，主人和奴隶的不对等关系可还原为现实生产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工人处于奴隶的位置，工人的自我意识只有在扬弃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阿瑟的这些观点引起了马克思学界的广泛关注，他似乎有意强调马克思并不存在对黑格尔的错误解读，而是后来研究者对 1844年手稿批判《现象学》的基准点没有找对，这种观点略显粗糙，因而并未让更多的马克思学家们感到满意。
2.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的“误读”
马克思“误读”的前提设定是，人和自我意识是等同的，黑格尔说的主人与奴隶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误读”不是单纯的错误性解读，而是对理论的逻辑推演，从起点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站位就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一个是现实的个人。黑格尔的抽象自我意识的本质是一个类意识，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对它的承认才能存在，承认的达成是思辨性的生死斗争，控制关系的达成是观念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当另一个自我意识通过反思性行动——劳动的陶冶，和恐惧赋予的确认、实现自我的观念，它才完成了回复自我的转换，奴隶意识变成了某种主人意识，劳动使得奴隶摆脱了自然属性从而进入到社会属性的状态，本质性和主体能动性得以确立。而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衡量尺度，不同的劳动关系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黑格尔那里的抽象自我意识的思辨性没有获得任何现实性的补充，因为它所依赖的整个转换环节都不是现实的，劳动和恐惧是意识性的，是另一个自我意识反思性的确立自身的思维运动，这就是为马克思所指认的 “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 ，不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论文作者：袁艺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