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史论文 时间：2021-11-17 热度：408
【摘 要】2011年，阳信鼓子秧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春节期间，阳信县洋湖乡各村的秧歌代表队都保持着串村表演的习惯。本文采用艺术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究鼓子秧歌集体表象的发生，强调艺术活动中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构成了人的情感表达与文化自觉，以文化认同的方式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融合起来，将礼俗互动的政治智慧作用于地方社会的良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鼓子秧歌;集体表象;礼俗互动;文化认同
一、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既是一种语汇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先秦时期，“礼”“俗”便出现在文字记载当中。“礼”指国家制度礼仪，“俗”指一方民众的生活习惯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式。“礼俗”指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相交的社会状态或文化交织现象。根据学者吕微的观点，通过发掘蕴藏在民间的文化传统，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就可以被建构出来。学者张士闪认为，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以“礼俗互动”为基本依托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建立在民间社会文化认同基础之上。
二、鼓子秧歌现状
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每年春节期间，阳信鼓子秧歌民俗活动一再掀起热潮。关于阳信鼓子秧歌的起源，当地老艺人说，“先有凌霄阁，后有大秧歌”。凌霄阁位于阳信县洋湖乡，曾是当地最大的古建筑群，每年正月十六这一天，秧歌队便在此表演鼓子秧歌，惠民、无棣、庆云、商河一带的村民也会参加庙会。
在洋湖乡，一般每个自然村都有一支鼓子秧歌队。每年正月初十至十三，队员聚集在一起演练，正月十四至十六串村表演。出发前，负责人会在村中广场敲大鼓召集队员集合。在演出时，鼓子秧歌队成员一般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鼓子秧歌以歌舞为一体的形式进行表演，舞蹈的主要角色是伞、鼓、花、棒。整个演出过程模仿孙膑打仗的流程，主要包括进村、街筒子、跑场子、出村四个段落。开场时，由伞带着各个角色上场。伞、鼓、棒、花边上场边做动作，队形变化多样，演员技艺高超，舞姿粗犷豪迈。
以前，秧歌队在正式表演的前一天要前往村中的寺庙或祠堂举行祭祖仪式，祭祀队伍中人员分工明确：散路灯(祭香包)、开道锣、撒小米、烧纸钱、抬供桌(猪、牛、羊三种供品)、敲锣打鼓。到达寺庙或祠堂后，秧歌队成员放供品，烧纸钱，祭祀神明和祖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希望秧歌队次日的演出能顺利进行。
三、鼓子秧歌集体表象的发生
秧歌队是基于村落生活共同体的前提而自发形成的队伍，村落是动态的、开放的、活态的生活共同体，表演主体则是拥有独立精神世界并具备主体建构性的村民。从鼓子秧歌的起源来看，它是模仿孙膑军事演练而形成的艺术民俗活动，跑场子的队形大多来自于军事演练的布阵，这也许早就在鲁北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生成了。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出了“集体表象”的概念，提出“所谓集体表象，即客体不是简单地以映像或心象的形式为意识所感知，恐惧、希望、宗教的恐怖、与共同的本质汇为一体的热烈盼望和迫切要求，对保护神的狂热呼吁——这一切构成了这些表象的灵魂……在这种状态中，情感和运动因素乃是表象的组成部分”。鲁北民众在孙膑阅兵、点将、布阵、开打、收兵等军事演练活动的长期影响下，对此产生了特定的意识感知、崇拜情愫、热烈的盼望与迫切要求，在这种特定社会语境中，情感和运动因素便生成了鼓子秧歌这一模仿军队演练的集体表象。这种集体表象正是以舞蹈(伞、棒、鼓、花)、音乐(锣鼓队)的形式表现的，构成整个集体表象的个人、集体本身、图腾物体(伞、鼓、棒等)，有特定的角色、道具与模仿布阵的场图、动作与表演程式，所有的元素都属于同一个东西——这同一个东西应当在互渗律的意义上来理解，互渗律即集体表象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鼓子秧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综合表演仪式。
四、文化认同
鼓子秧歌作为一种集体表象在受孙子文化长期影响的语境中产生。然而，这种艺术民俗活动又是如何延续到今天的呢?民俗的本质是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民俗传统，即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促使某种集体表象发生从世俗到超验的升华过程。然而这一升华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以活态的礼俗互动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秧歌队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民长期稳定地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其认知结构“同”大于“异”。在春节期间表演鼓子秧歌，村民之间很容易沟通并发生共鸣，无论是表演秧歌的村民主体，还是观看秧歌表演的村民主体，都会产生或被激活某种相似的情感或意志。随着以年为周期的礼仪互动，村民的集体情感与意志将不断得到重温，逐渐凝结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遇到具有较强仪式感的时机，如春节，便会显形。这种景象在礼仪互动之中蕴含着“人同此心”“人同此情”的内在“情景”与外在情境，从而进一步调动村民“心同此理”的群体心理反应，形成了一种群体情感与意志的日常状态，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中磨合为民俗传统。村民在形成的传统之中表现出“自我文化心理的安顿、调适与对特定群体边界的维护”，对鼓子秧歌的礼俗互动逐渐形成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五、礼俗互动态势下的鼓子秧歌
鼓子秧歌作为鲁北民众千百年来的民俗活动，建立在基本的礼仪——祭祀或政府部门有效组织的形式之上，以礼俗互动的形式延续至今，是礼俗互动传统的积存。目前，我国各地仍普遍存在着“先有庙后有村”的民间叙事话语。由庙宇构成的村落共同体这一社会语境的背后，隐喻着“借神圣立村、纳入国家系统的诉求”，参加古庙会的村民，是要赋予集体以社会交往的独立身份，若没有建立庙宇，便是普通的生活聚落，而不能被视为独立的村落共同体。只有建立了庙宇，才真正建立起了人鬼神俱全的天地庙宇系统，村民所从事的民间艺术活动才能被认为“是按照想象中的国家礼仪，以象征性表演的方式整饬社会秩序”，进一步建立与国家的直接联系，成为“化内之民”，确立一套与鼓子秧歌这一民俗互动叙事行为相匹配的天地时空秩序和价值系统。
通过鼓子秧歌表演前程序严格的祭祀仪式或政府部门的有效组织形式与演出程式礼俗结合的社会传统，引导并规范民众的言行与举止。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存在于村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具有周期性、公共仪式性的特点，在村民集合、串村表演等一系列的乡村交流语境中，以“礼”的名义为“俗”的活动叙事找寻神圣根据，使神圣之“礼”在日常生活中现身成型，借助“礼”“俗”话语的神圣进而生成新的公共话语，是当今民间社会礼俗互动的重要一端。鼓子秧歌承载着鲁北民众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和集体意志，形成了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民间借自我生成的“规范”力量，从日常民俗生活中上升为公共价值，由礼俗互动产生的政治智慧服务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秩序，而国家政治的礼俗一体化追求，同样只有依靠社区居民和村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村民在社会公共语境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融合，演绎与寻根有关的集体记忆，并具备了文化认同与精神安顿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鼓子秧歌以文化认同的方式，将礼俗互动所隐喻的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协调统一起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指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鼓子秧歌的演练、祭祀、演出是由村民自发形成的。这一是因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作用，二是因为村民的文化自觉效应。鼓子秧歌作为一年一度的民俗礼仪活动，具有较强的群体规约性质，在群体演绎过程中，又能为个体提供身份认同与人生的意义，个人在群体当中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同时无形之中也预示了个体对此传统文化产生了自觉与认同的效应。然而，这一文化认同行为又是建立在村民个体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形成这一文化自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鼓子秧歌在特定礼俗社会的文化根基作用，因此，在神圣的礼仪基础上进行的鼓子秧歌民俗活动，为自身的发展搭建了稳固的公共话语平台，成为了整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
“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经常借助对民间艺术活动的渗透在民间社会生活中贯彻落实，形成‘礼’向‘俗’落实、‘俗’又涵养‘礼’的礼俗互动情况，官民之间良好的政治互动框架由此奠定”。鼓子秧歌在当代社会语境的礼俗互动态势，从本质上来讲，是鲁北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民俗生活的表现。鼓子秧歌的集体表象模仿的是军事演练的过程，这承载着鲁北民众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构成了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村民通过祭祀或政府部门组织之“礼”与串村表演之“俗”的双层互动，按照严格的演出程式，伞、鼓、棒、花承担各自的角色任务，相互合作，表演前一天，由祭祀队伍前往庙宇或祠堂祭拜祖先，保佑村民来年丰收和次日秧歌表演的成功，表演时先召集演员，到达演出场地时，由伞将各个角色带入场地，跑场子是演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为跑队形，讲究“外圆内方”的原则，寓意讲求规矩，才成方圆，整支队伍跑的场图一般有单十字街、双十字街、二虎把门、迷魂阵、双出头、八步紧、灯笼褂等，不仅跑出的形状是外圆内方，而且在转角时要圆，交叉时要方。所谓“方”，要求层次分明不拖泥带水，所谓“圆”，要求运行流畅。在行进路线的转角处时形成的一个小圆，俗称“菠花”。跑“菠花”时也有相应的技巧与要求，俗称“定桩替位”，同样，定桩时的位置由伞头决定，定桩后形成菠花走向新的路线，后者紧随其后，一个追一个，称为“替位”。这使整个场图始终保持“圆”与对称的基本审美标准，同时将场图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跑场子有序进行，颇有古代攻城破阵的气势。跑场子的内在讲究，正是遵循了中华民族自周代以来的“礼”的根性问题，以“礼”促进村民主体自我生成“规范”力量，强调仪式的神圣力量。这种贴近村民生活的民俗文化往往关乎民族命运的根性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力。
无论是演出前的祭祀礼、政府部门的有效组织，还是具有严格程式的文场场图，其中都蕴含着传统文化中的“礼”。武场中的“场趣”则更直观地阐释着村民日常生活的民俗乐趣。文场看“跑”，武场看“打”，即各角色间的对打，以舞蹈组合为主，动作强劲、丰富。舞伞者的动作一般为颠颤步转伞、扒地步转伞、蹲跺步转伞等，舞小伞者的动作一般为单拧伞踢跳步、双拧伞踢跳步、踢扑伞等，鼓者的动作一般为托鼓扒地步、抽鼓颠颤步、跺步劈鼓、怀中抱月、抡鼓子、劈鼓子、掏鼓子、蹲鼓子等，这些舞蹈动作由秧歌艺人根据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和历史故事转化而来，并凝聚为族群内部的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各级政府部门大力扶持鼓子秧歌的发展，以国家之礼为民众的艺术民俗提供了自由、民主、和谐的文化认同的归属路径。
秧歌队在表演时，根据民间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着联络族群感情的作用。例如，村落与村落之间关系较好，秧歌队只要提前打好招呼便可进入邻村表演;当村落与村落之间需要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时，秧歌队需要派探马前往该村进行打探，得到同意后方可进村表演;村落与村落之间在此之前有矛盾，欲重新缓和矛盾、巩固社交关系时，便由秧歌队派探马进行联络，待对方同意并准备好表演队伍后，便可前往对方村落进行演出。演出时由族长带领，即将到达对方村落时鸣炮示意。这时，对方族长带领村民前来迎接，鸣炮示好，这时秧歌队方可开始表演秧歌主体部分。从这一现象来看，这种艺术民俗在无形之中已经植根于村民的记忆深处，以民俗表演的形式隐匿着某种象征性的联系，其以鼓子秧歌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为载体。作为村落间对文化的认同方式，这种具备公共仪式的周期性表演实质上为村民在熟稔的乡村交流语境中找寻想象中的国家礼仪形式，为村民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公共话语平台，是艺术民俗互动的政治性体现。以“礼”的国家制度规约性与具有自发性的“俗”二者之间的互动，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观政治”联系起来，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俗传统的多样性、神圣性基础之上，以礼俗互动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才得以建立并稳定，而对主流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保育传承功能的民间社会，对文化的认同则是“礼”“俗”政治框架之根本体现。村民根据当下发展的需要，将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的祈愿诉诸礼仪互动的形式，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这实际上是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民间社会的潜在危机，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畅通。
六、小结
鼓子秧歌是鲁北地区典型的艺术民俗活动之一。其背后的社会关联性以及社会心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因素，既具有群体规约的特性，又能为个人提供身份认同与人生意义，增强了村民主体建构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世界。通过鼓子秧歌周期性的组织与运行而塑造的文化模式与传统，围绕国家礼仪传统建构家国之间的文化认同，优化现实社会关系，对于维护活态的村落生活共同体以及村落与外界的交互影响、运作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担负着认知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体现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论文作者：王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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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礼俗互动态势下的鼓子秧歌研究
